[转帖]余杰:漫画钱钟书──读宗璞《东藏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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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璞《东藏记》取“东躲西藏”之意,以抗战期间西南联合大学的生活为背景,生动地刻画了在民族危难时刻中国知识分子的人格操守和情感世界。他们对亲人朋友的大善、对祖国人民的大爱、对日本侵略者的大恨、对亡国之祸的大痛,在这部小说中都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现。宗璞有著深厚的中国古典文学和西方文学的修养,文字淡雅,笔墨委婉,如同一支“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的腊梅,含情脉脉而芳香袭人。她的文字有点像刚刚去世的台湾女作家林海音,古雅而不失灵动,婉约而不失自然,清新而不失深厚。这样的文字在青年一代作家中已经很难看到了。
西南联合大学是中国现代教育史上的奇迹,它在九年间培养的杰出人才甚至超过了此后北大、清华和南开三所大学半个世纪所培养的杰出人才的总和。为什么在警报和烽火中、在饥饿和寒冷中,西南联大能够创造一个世界教育史上的奇迹?宗璞写的是自己少女时代的一段亲身经历,她的父亲冯友兰那时正在联大任教。小说中诸多人物多可以找到生活中的原型,几乎都是学界名满天下的大师。《东藏记》以其特有的方式揭开了这个谜底:西南联大其实是抗战的第二战场,每一个教授、每一个学生都是战场上的战士。他们保存、传播和发扬著我们民族的文化和精神的命脉。只要这一命脉不断,中华就不会消亡。
宗璞的文字里饱含了那个遥远时代的温热,然而在某些特别的片断里却暗藏著闪闪的机锋。总体风格的温婉与某些片断的锐利,形成了一种奇妙的对立,让人感觉到某种“不协调”的味道。小说中有一对留洋归来的青年教授尤甲仁、姚秋尔夫妇,家住“刻薄巷”,以刻薄冷漠、造谣生事著称。他们刚刚登场的时候,“说话都有些口音,细听是天津味,两三句话便加一个英文字,发音特别清楚,似有些咬牙切齿,不时互相说几句英文”。有教授想试他们一试,询问《诗品》中“清奇”一章,话还没有说完,尤甲仁便将原文一字不漏地背诵出来。问到一处疑难,尤甲仁马上举出几家不同的看法,讲述得很清楚。这时,其妻姚秋尔面有得色。对方又问:“这几家的见解听说过,尤先生怎样看法?”尤甲仁微怔,说出来仍是清朝一位学者的看法。写到这里,宗璞忍不住借书中另一个人物之口发表议论说:“读书太多,脑子就不是自己的了。这好像是叔本华的话,有些道理。”
小说中好几处提及这对年轻的教授夫妇。本来是“春江花月夜”,突然转成了“高祖还乡”,缺乏必要的“起承转合”,总是有点突兀。杂文的笔法隐约可见──“他们以刻薄人取乐,他们这样做时,只觉得自己异常聪明,凌驾于凡人之上,不免飘飘然,而毫不考虑对别人的伤害。若对方没有得到信息,还要设法传递过去。射猎必须打中活物才算痛快,只是闭门说说会令趣味大减。”作者对这对夫妇的讽刺意味非常明显。小说中还写到,中文系安排尤甲仁演讲,他讲“莎士比亚和汤显祖”,大段背诵莎剧和《牡丹亭》的片断。虽然内容丰富生动,却没有说出比较的是什么、思想上有什么同异、艺术上有什么差别。同学们听了,有人赞叹,有人茫然。
对中国现代学术史略有了解的人,一眼就可以看出这两个人物是在影射钱钟书、杨绛夫妇。我一向不喜欢钱钟书夫妇。虽然他们学识渊博,但他们何尝对现实中的苦难和罪恶发过言?《东藏记》中说:尤甲仁素来不发表带有政治色彩的言论,有人说他清高,有人说他自私。他却攻击一位批评国民政府压制舆论自由的教授说:“现在民主人权很时髦了,无怪乎以前有人说某某教授善于投机。这可不是我说的。”这段话模仿钱钟书的口吻,真是惟妙惟肖。在二十世纪的中国,一位有良知的知识分子真的能够超越黑暗的现实政治吗?真的能够躲避暴虐的专制权力吗?
钱钟书自以为聪明、自以为超凡脱俗,但在“文革”时代,他还不是拼命讨好清华同学胡乔木,靠著这个以“理论权威”自居的文化弄臣的关系,讨得了一个翻译红宝书的差使,这才得以躲过浩劫。正如论者所云:“钱的淡泊名利是做给社会看的,同时又是一种生存策略,既对苦难和社会不公正保持沉默,又能把自己塑造成似神的人格。在中国,面对那么多苦难与无耻,沉默似乎成了一种美德,一种良知。其实,沉默非但不是美德,反而是一种巧妙的无耻──一种生存策略。无论多大的学问家,一旦珍惜自己的羽毛,就将丧失自己的良知。”在各种学者之中,我最不喜欢的就是这种冷血的人物。我认为,再大的学问也提升不了他们的人格魅力。
小说中还有一处写夫妇两人的互相吹捧,有些晚清小说的风味。姚秋尔说:“甲仁在英国说英文,英国人听不出是外国人。有一次演讲,人山人海,窗子都挤破了。”而尤甲仁说:“内人的文章刊登在《泰晤士报》上,火车上都有人拿著看。”钱钟书可曾想到,“螳螂捕蝉,黄雀在后”,自己在《围城》里刻薄地嘲讽别人,也有人在小说中以同样的刻薄来对待他?真可谓“天网恢恢,疏而不漏”。这对夫妻看上去好像神仙眷属,夫唱妇和,好不让人羡慕。但是,我却感到疑惑:两个刻薄的人生活在一起,能够真的相爱吗?我不相信钱钟书夫妇那矫揉造作的“爱情”。刻薄是人类最恶劣的品质之一,刻薄的人不知道什么是爱情,不去爱他人,也得不到爱。后来,在“文革”之中,钱钟书夫妇与林非一家为著邻里纠纷大打出手,也是很自然的事情。此次争斗,后来双方均写文章大肆攻击对方,而在我看来,他们并无好坏是非之分。人必自辱,然后他人辱之。与其他许许多多深陷于苦难之中的知识分子一样,他们都值得怜悯和同情。而于广大“钱迷”来说,听到这个事件,简直就如同经历了一个神话破灭的过程。其实,知识的渊博与人品的崇高之间并没有必然的联系。明白了这个道理,也就不必迷信那些学问家的神话了。
钱钟书去世之后,媒体广为报道,若干位高权重的人物还亲自打电话给杨绛表示慰问。由此可见,钱氏在当政者心目中乃是“国师”的地位。联想起最近李慎之先生的逝世,却是另外一番情景。李慎之先生是一位终身关怀民族前途命运、毕生追求自由理想的思想家,他从来不忌讳对现实进行尖锐的批判。李老去世之后将近一个月,新华社才发表了一个廖廖几行、不冷不热的消息。正像我的朋友徐晋如所说的那样:“李先生逝世后,当然不会有人给他夫人打电话嘱其保重身体,就像当年钱钟书逝世时有人给杨绛打电话那样。然而,我却以为,李先生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一定在钱钟书之上。”李慎之对风雨苍黄的五十年有切肤之痛并在晚年全盘推倒自我,因此我尊重他;而钱钟书一直以《蜀山剑侠传》中“凡人打仗,事不关己”的姿态冷眼看人,因此我不会尊重他。李慎之对中国的专制主义政治传统的不遗余力的批判,对作为“先进文化”的西方自由主义思想的“本土化”的努力,无不烛照后人且薪火相传;而钱钟书一味刻薄人间的小说《围城》和一味炫耀博学的专著《管锥篇》,并不能构成当代文化的有机资源进而促进中国人生存状态的“自由化”。我一向对所谓的“钱学”不敢苟同,而杨绛则在为《钱钟书集》所写的序言《钱钟书对<钱钟书集>的态度》一文中写道:“钱钟书绝对不敢以大师自居。他从不厕身大师之列。他不开宗立派,不传授弟子。他绝不号召对他的作品进行研究,也不喜欢旁人为他号召,严肃认真的研究是不用号召的。”前面几句话看上去无比谦虚,其实都是为最后半句打伏笔。最后半句显然是皮里春秋、微言大义──虽然钱钟书不主张、不号召别人对自己的作品进行研究,但依然有那么多人自愿将研究“钱学”作为毕生的“志业”;既然“严肃认真的研究是不用号召的”,那么如今蔚为大观的“钱学”显然就是“严肃认真的研究”。这种吹捧方法当然又比小说中的人物更高明,简直就快达到“羚羊挂角、无迹可寻”的地步了。
什么时候我们不再盲目崇拜钱钟书之类的“知道分子”了,什么时候我们完成了对李慎之、吴祖光这样的真正的“知识分子”的“普及工作”了,我们文化启蒙就有希望了。
西南联合大学是中国现代教育史上的奇迹,它在九年间培养的杰出人才甚至超过了此后北大、清华和南开三所大学半个世纪所培养的杰出人才的总和。为什么在警报和烽火中、在饥饿和寒冷中,西南联大能够创造一个世界教育史上的奇迹?宗璞写的是自己少女时代的一段亲身经历,她的父亲冯友兰那时正在联大任教。小说中诸多人物多可以找到生活中的原型,几乎都是学界名满天下的大师。《东藏记》以其特有的方式揭开了这个谜底:西南联大其实是抗战的第二战场,每一个教授、每一个学生都是战场上的战士。他们保存、传播和发扬著我们民族的文化和精神的命脉。只要这一命脉不断,中华就不会消亡。
宗璞的文字里饱含了那个遥远时代的温热,然而在某些特别的片断里却暗藏著闪闪的机锋。总体风格的温婉与某些片断的锐利,形成了一种奇妙的对立,让人感觉到某种“不协调”的味道。小说中有一对留洋归来的青年教授尤甲仁、姚秋尔夫妇,家住“刻薄巷”,以刻薄冷漠、造谣生事著称。他们刚刚登场的时候,“说话都有些口音,细听是天津味,两三句话便加一个英文字,发音特别清楚,似有些咬牙切齿,不时互相说几句英文”。有教授想试他们一试,询问《诗品》中“清奇”一章,话还没有说完,尤甲仁便将原文一字不漏地背诵出来。问到一处疑难,尤甲仁马上举出几家不同的看法,讲述得很清楚。这时,其妻姚秋尔面有得色。对方又问:“这几家的见解听说过,尤先生怎样看法?”尤甲仁微怔,说出来仍是清朝一位学者的看法。写到这里,宗璞忍不住借书中另一个人物之口发表议论说:“读书太多,脑子就不是自己的了。这好像是叔本华的话,有些道理。”
小说中好几处提及这对年轻的教授夫妇。本来是“春江花月夜”,突然转成了“高祖还乡”,缺乏必要的“起承转合”,总是有点突兀。杂文的笔法隐约可见──“他们以刻薄人取乐,他们这样做时,只觉得自己异常聪明,凌驾于凡人之上,不免飘飘然,而毫不考虑对别人的伤害。若对方没有得到信息,还要设法传递过去。射猎必须打中活物才算痛快,只是闭门说说会令趣味大减。”作者对这对夫妇的讽刺意味非常明显。小说中还写到,中文系安排尤甲仁演讲,他讲“莎士比亚和汤显祖”,大段背诵莎剧和《牡丹亭》的片断。虽然内容丰富生动,却没有说出比较的是什么、思想上有什么同异、艺术上有什么差别。同学们听了,有人赞叹,有人茫然。
对中国现代学术史略有了解的人,一眼就可以看出这两个人物是在影射钱钟书、杨绛夫妇。我一向不喜欢钱钟书夫妇。虽然他们学识渊博,但他们何尝对现实中的苦难和罪恶发过言?《东藏记》中说:尤甲仁素来不发表带有政治色彩的言论,有人说他清高,有人说他自私。他却攻击一位批评国民政府压制舆论自由的教授说:“现在民主人权很时髦了,无怪乎以前有人说某某教授善于投机。这可不是我说的。”这段话模仿钱钟书的口吻,真是惟妙惟肖。在二十世纪的中国,一位有良知的知识分子真的能够超越黑暗的现实政治吗?真的能够躲避暴虐的专制权力吗?
钱钟书自以为聪明、自以为超凡脱俗,但在“文革”时代,他还不是拼命讨好清华同学胡乔木,靠著这个以“理论权威”自居的文化弄臣的关系,讨得了一个翻译红宝书的差使,这才得以躲过浩劫。正如论者所云:“钱的淡泊名利是做给社会看的,同时又是一种生存策略,既对苦难和社会不公正保持沉默,又能把自己塑造成似神的人格。在中国,面对那么多苦难与无耻,沉默似乎成了一种美德,一种良知。其实,沉默非但不是美德,反而是一种巧妙的无耻──一种生存策略。无论多大的学问家,一旦珍惜自己的羽毛,就将丧失自己的良知。”在各种学者之中,我最不喜欢的就是这种冷血的人物。我认为,再大的学问也提升不了他们的人格魅力。
小说中还有一处写夫妇两人的互相吹捧,有些晚清小说的风味。姚秋尔说:“甲仁在英国说英文,英国人听不出是外国人。有一次演讲,人山人海,窗子都挤破了。”而尤甲仁说:“内人的文章刊登在《泰晤士报》上,火车上都有人拿著看。”钱钟书可曾想到,“螳螂捕蝉,黄雀在后”,自己在《围城》里刻薄地嘲讽别人,也有人在小说中以同样的刻薄来对待他?真可谓“天网恢恢,疏而不漏”。这对夫妻看上去好像神仙眷属,夫唱妇和,好不让人羡慕。但是,我却感到疑惑:两个刻薄的人生活在一起,能够真的相爱吗?我不相信钱钟书夫妇那矫揉造作的“爱情”。刻薄是人类最恶劣的品质之一,刻薄的人不知道什么是爱情,不去爱他人,也得不到爱。后来,在“文革”之中,钱钟书夫妇与林非一家为著邻里纠纷大打出手,也是很自然的事情。此次争斗,后来双方均写文章大肆攻击对方,而在我看来,他们并无好坏是非之分。人必自辱,然后他人辱之。与其他许许多多深陷于苦难之中的知识分子一样,他们都值得怜悯和同情。而于广大“钱迷”来说,听到这个事件,简直就如同经历了一个神话破灭的过程。其实,知识的渊博与人品的崇高之间并没有必然的联系。明白了这个道理,也就不必迷信那些学问家的神话了。
钱钟书去世之后,媒体广为报道,若干位高权重的人物还亲自打电话给杨绛表示慰问。由此可见,钱氏在当政者心目中乃是“国师”的地位。联想起最近李慎之先生的逝世,却是另外一番情景。李慎之先生是一位终身关怀民族前途命运、毕生追求自由理想的思想家,他从来不忌讳对现实进行尖锐的批判。李老去世之后将近一个月,新华社才发表了一个廖廖几行、不冷不热的消息。正像我的朋友徐晋如所说的那样:“李先生逝世后,当然不会有人给他夫人打电话嘱其保重身体,就像当年钱钟书逝世时有人给杨绛打电话那样。然而,我却以为,李先生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一定在钱钟书之上。”李慎之对风雨苍黄的五十年有切肤之痛并在晚年全盘推倒自我,因此我尊重他;而钱钟书一直以《蜀山剑侠传》中“凡人打仗,事不关己”的姿态冷眼看人,因此我不会尊重他。李慎之对中国的专制主义政治传统的不遗余力的批判,对作为“先进文化”的西方自由主义思想的“本土化”的努力,无不烛照后人且薪火相传;而钱钟书一味刻薄人间的小说《围城》和一味炫耀博学的专著《管锥篇》,并不能构成当代文化的有机资源进而促进中国人生存状态的“自由化”。我一向对所谓的“钱学”不敢苟同,而杨绛则在为《钱钟书集》所写的序言《钱钟书对<钱钟书集>的态度》一文中写道:“钱钟书绝对不敢以大师自居。他从不厕身大师之列。他不开宗立派,不传授弟子。他绝不号召对他的作品进行研究,也不喜欢旁人为他号召,严肃认真的研究是不用号召的。”前面几句话看上去无比谦虚,其实都是为最后半句打伏笔。最后半句显然是皮里春秋、微言大义──虽然钱钟书不主张、不号召别人对自己的作品进行研究,但依然有那么多人自愿将研究“钱学”作为毕生的“志业”;既然“严肃认真的研究是不用号召的”,那么如今蔚为大观的“钱学”显然就是“严肃认真的研究”。这种吹捧方法当然又比小说中的人物更高明,简直就快达到“羚羊挂角、无迹可寻”的地步了。
什么时候我们不再盲目崇拜钱钟书之类的“知道分子”了,什么时候我们完成了对李慎之、吴祖光这样的真正的“知识分子”的“普及工作”了,我们文化启蒙就有希望了。
现在偶是胡军的扇子。
这不是胡扯么?凭甚么知识分子要手无寸铁的跟搞政治的做斗争?凭什么通多国文字博览古籍就该能对社会问题提出中肯的评论,实用的解决方案?读书不通,自以为是,抱著自己狭隘的正义观审判别人,神叨叨的以中国知识分子之名声援美国政府摧毁萨达姆独裁政权的就是余杰;将来有希望继承毛泽东传统不允许非政治化学术界存在的也是他。我说,甚么时候,想认甲骨文的认甲骨文,想切脑片的切脑片,想读宋诗的读宋诗,天下就太平了。钱氏夫妇在文革里没揭发过人,下干校劳改也没比别人少受改造,同时钱的笔记没断过,杨偷空翻译出一整部唐几柯德;我看不出有甚么道德有亏之处。西南联大时他们刚从国外留学回来,年轻天才恃才狂物,月旦人物不知收敛,是很常见的事。所以他俩和傅雷夫妇投机。就因为年轻时爱显示自己博学,二十年后就该奋力反抗文革?甚么逻辑.
Last edited by Knowing on 2005-05-23 18:15, edited 1 time in to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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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必要的“原型”描写
戴佳佳
宗璞的《东藏记》,有总评去年小说的文章,将其列为最好的长篇小说之一。说其为去年(2001年)的小说是不确的,因为《东藏记》最主要部分即从第三章至最后一章,刊在《收获》2000年第6期上,而第一二章更早在五年之前即刊于《收获》。但称其为去年或近两年最好长篇小说之一,那是不错的。
《东藏记》所写大学为西南联大,主要人物孟弗之原型为宗璞先生父亲、哲学家冯友兰,应是无疑义的。因是小说,其他人物无须一一索引,但中间插入的一对夫妻尤甲仁和姚秋尔,却令人起疑。尤姚夫妇“刚从英国回来”,尤与孟有师生之谊,此番来校出于孟之邀。且看小说对其夫妇第一次来孟家的描写:
两人满面堆笑,满口老师师母……(为免引用太多累赘,省略无关语句,以下同――引者)两人说话都有些口音,细听是天津味,两三句话便加一个英文字,发音特别清楚,似有些咬牙切齿,不时互相说几句英文……尤甲仁说,英国汉学界对孟师非常推崇,很关心孟师的生活。弗之叹道:“现在他们也很艰难,对伦敦的轰炸比昆明剧烈多了。”甲仁问起弗之著作情况,弗之说:“虽然颠沛流离,东藏西躲,教书、写书不会停的。”又介绍明经道:“现在这样缺乏资料,明经还潜心研究甲骨文,他又喜欢写诗,写新诗,可谓古之极,也新之极了。”尤、姚两人都向明经看了一眼,姚秋尔笑笑,说:“甲仁在英国说英文,英国人听不出是外国人,有一次演讲,人山人海,窗子都挤破了。”尤甲仁说:“内人的文章登在《泰晤士报》上,火车上都有人拿着看。”钱明经(当时在场另一教师,引者)忽发奇想,要试他一试,见孟先生并不发言,就试探着说:“尤先生刚从英国回来,外国东西是熟的了,又是古典文学专家,中国东西更熟,我看司空图《诗品》,清奇一节……”话未说完,尤甲仁便吟着“娟娟群松,下有漪流”,把这节文字从头到尾背了一遍。明经点头道:“最后的‘淡不可收,如月之曙,如气之秋’我不太明白。说是清奇,可给人凄凉的意味,不知尤先生怎么看?”尤甲仁马上举出几家不同的看法,讲述很是清楚。姚秋尔面有得色。明经又问:“这几家的见解听说过,尤先生怎样看法?”尤甲仁微怔,说出来仍是清朝一位学者的看法。“所以说读书太多,脑子就不是自己的了,有些道理,这好像是叔本华的话”明经想着,还要再问。弗之道:“江先生主持中文系,最希望教师要有外国文学的底子,尤先生到这里正是生力军。”明经暗想连个自己的看法都提不出来,算什么生力军。
如此引仍太累赘,占篇幅太多,下面分重点略引,反正以上一段已可读出个初步印象,反正尤姚夫妇在小说中重新出现又间隔了好几章。略引重点,也就是小说描写的尤甲仁以及姚秋尔的特点。
尤甲仁特点之一,仍是上引中已写到的学识丰富却无自己见解。一次中文系安排尤演讲,他不讲小说、理论或翻译,讲的是《莎士比亚和汤显祖》,戏剧非其本行却信手拈来,先大段背颂几个莎剧梗概,抑扬顿挫声调铿锵,很有戏剧效果,又把《牡丹亭》几段著名唱词一字不差背了下来。“虽然整个演讲内容丰富生动,却没有说出比较的是什么,思想上有什么同异,艺术上有什差别。同学们听了,有人赞叹,有人茫然。”有人随口说:“外国有些汉学家就是这样的,只知抠字眼背书,没有自己的见解思想。”此话尤姚得知,大光起火,因为他们是只准自己刻薄而听不得一句闲话。
尤姚夫妇的特点之二,就是刻薄嘲笑他人,他人失恋要嘲笑,他人独身要嘲笑,他人左倾勇于批评不民主,也同样嘲笑,而“尤甲仁素来不发表带有政治色彩的言论,有人说他清高,有人说他自私。”由于两人的刻薄,他们所居处被人讥为“刻薄巷一号”,“大家见他轻薄,都不与他谈论。他们似有所觉察,稍有收敛,但还是免不了以刻薄人取乐。他们这样做时,只觉得自己异常聪明,凌驾于凡人之上,不免飘飘然,而毫不考虑对别人的伤害。如对方没有得到信息,还要设法传递过去。射猎必须打中活物才算痛快,如只是闭门说说还有什么趣味。”
特点之三,那就是刻薄不足,再加之以谣言了。在这点上,姚秋尔起了很大的作用。尤姚两人说话深远,精于点拨,他人缺少想像力的无中生有“经过了尤、姚之手,越来越丰满,真成了一部言情小说。谣言的传播象瘟疫,在有知识的人群中也不例外。……按以尤、姚之才,完全可以另起炉灶来创作,但他们是要伤害活人,才感到快乐。制造谣言还要传递谣言,这才完整。”
如此行径,人们最初不在意,“时间一长,大家都觉得在尤甲仁丰富的学识下,隐藏着一种让人猜摸不透的东西。”人们感到愤慨兼感慨,“看来学识丰富的人不一定心地高贵。人还是太笨,竟没有一条法律能有效地惩治造谣诽谤者,一任谣言的毒汁伤害别人。”如此行径,当然要引起周围人的反感,一次朗诵会上,由于尤甲仁当众无礼伤人,轮到他朗诵时,有人当场退席。如此行径,最后也就引起饭碗问题,尤担心会被学校解聘。正巧此时,听说已经沦陷的天津、上海反倒安静,于是尤姚夫妇就在众人唾弃中黯然离去了。
还有一些细节描写颇为传神,如尤姚夫妇关系和谐融洽,互赞互赏,“自矜高洁,如在云端”,两人“常到绿袖咖啡馆闲坐,看窗外的水波垂柳,两人还以垂柳绿袖相唱和”,而家中的布置“简单朴素,只有一本厚重的牛津字典,略显特色。”孟弗之对尤,自始至终可说极尽推举维护之能事,人说尤自视太高、刻薄伤人,骂倒一切,令人寒心等等,话传到孟处,“弗之笑笑说他平日教课还算尽责,近日又写了几篇考据方面的文章,虽没有什么新见解,也还是努力的。因有孟先生说话,议论逐渐平息,但尤、姚的去志并未减少”。显然,有孟在,尤在大学里还是混得下去的,但他们终于离去,为众人不齿不是主因,主因是为追求个人的生活舒适。
引用及此,稍稍熟悉点文坛掌故的朋友已不难猜到,尤甲仁、姚秋尔夫妇的原型是谁了吧?是钱钟书、杨绛夫妇,虽然杨绛当年――按照其回忆录所写――并不曾去昆明联大,而是自英回国后直接回了上海家中。如果联想起,在《东藏记》第一二章和其后各章发表之间间隔了五年,五年之间,为钱钟书是否说过冯友兰什么什么,宗璞和杨绛之间的文章往还,如此原型猜想就更有情由了。我甚至怀疑,小说对关尤姚夫妇的许多细节描写(有的尚未引到)如此下功夫,象是作者生怕读者不去做原型猜想或猜错了方向似的。
戴佳佳
宗璞的《东藏记》,有总评去年小说的文章,将其列为最好的长篇小说之一。说其为去年(2001年)的小说是不确的,因为《东藏记》最主要部分即从第三章至最后一章,刊在《收获》2000年第6期上,而第一二章更早在五年之前即刊于《收获》。但称其为去年或近两年最好长篇小说之一,那是不错的。
《东藏记》所写大学为西南联大,主要人物孟弗之原型为宗璞先生父亲、哲学家冯友兰,应是无疑义的。因是小说,其他人物无须一一索引,但中间插入的一对夫妻尤甲仁和姚秋尔,却令人起疑。尤姚夫妇“刚从英国回来”,尤与孟有师生之谊,此番来校出于孟之邀。且看小说对其夫妇第一次来孟家的描写:
两人满面堆笑,满口老师师母……(为免引用太多累赘,省略无关语句,以下同――引者)两人说话都有些口音,细听是天津味,两三句话便加一个英文字,发音特别清楚,似有些咬牙切齿,不时互相说几句英文……尤甲仁说,英国汉学界对孟师非常推崇,很关心孟师的生活。弗之叹道:“现在他们也很艰难,对伦敦的轰炸比昆明剧烈多了。”甲仁问起弗之著作情况,弗之说:“虽然颠沛流离,东藏西躲,教书、写书不会停的。”又介绍明经道:“现在这样缺乏资料,明经还潜心研究甲骨文,他又喜欢写诗,写新诗,可谓古之极,也新之极了。”尤、姚两人都向明经看了一眼,姚秋尔笑笑,说:“甲仁在英国说英文,英国人听不出是外国人,有一次演讲,人山人海,窗子都挤破了。”尤甲仁说:“内人的文章登在《泰晤士报》上,火车上都有人拿着看。”钱明经(当时在场另一教师,引者)忽发奇想,要试他一试,见孟先生并不发言,就试探着说:“尤先生刚从英国回来,外国东西是熟的了,又是古典文学专家,中国东西更熟,我看司空图《诗品》,清奇一节……”话未说完,尤甲仁便吟着“娟娟群松,下有漪流”,把这节文字从头到尾背了一遍。明经点头道:“最后的‘淡不可收,如月之曙,如气之秋’我不太明白。说是清奇,可给人凄凉的意味,不知尤先生怎么看?”尤甲仁马上举出几家不同的看法,讲述很是清楚。姚秋尔面有得色。明经又问:“这几家的见解听说过,尤先生怎样看法?”尤甲仁微怔,说出来仍是清朝一位学者的看法。“所以说读书太多,脑子就不是自己的了,有些道理,这好像是叔本华的话”明经想着,还要再问。弗之道:“江先生主持中文系,最希望教师要有外国文学的底子,尤先生到这里正是生力军。”明经暗想连个自己的看法都提不出来,算什么生力军。
如此引仍太累赘,占篇幅太多,下面分重点略引,反正以上一段已可读出个初步印象,反正尤姚夫妇在小说中重新出现又间隔了好几章。略引重点,也就是小说描写的尤甲仁以及姚秋尔的特点。
尤甲仁特点之一,仍是上引中已写到的学识丰富却无自己见解。一次中文系安排尤演讲,他不讲小说、理论或翻译,讲的是《莎士比亚和汤显祖》,戏剧非其本行却信手拈来,先大段背颂几个莎剧梗概,抑扬顿挫声调铿锵,很有戏剧效果,又把《牡丹亭》几段著名唱词一字不差背了下来。“虽然整个演讲内容丰富生动,却没有说出比较的是什么,思想上有什么同异,艺术上有什差别。同学们听了,有人赞叹,有人茫然。”有人随口说:“外国有些汉学家就是这样的,只知抠字眼背书,没有自己的见解思想。”此话尤姚得知,大光起火,因为他们是只准自己刻薄而听不得一句闲话。
尤姚夫妇的特点之二,就是刻薄嘲笑他人,他人失恋要嘲笑,他人独身要嘲笑,他人左倾勇于批评不民主,也同样嘲笑,而“尤甲仁素来不发表带有政治色彩的言论,有人说他清高,有人说他自私。”由于两人的刻薄,他们所居处被人讥为“刻薄巷一号”,“大家见他轻薄,都不与他谈论。他们似有所觉察,稍有收敛,但还是免不了以刻薄人取乐。他们这样做时,只觉得自己异常聪明,凌驾于凡人之上,不免飘飘然,而毫不考虑对别人的伤害。如对方没有得到信息,还要设法传递过去。射猎必须打中活物才算痛快,如只是闭门说说还有什么趣味。”
特点之三,那就是刻薄不足,再加之以谣言了。在这点上,姚秋尔起了很大的作用。尤姚两人说话深远,精于点拨,他人缺少想像力的无中生有“经过了尤、姚之手,越来越丰满,真成了一部言情小说。谣言的传播象瘟疫,在有知识的人群中也不例外。……按以尤、姚之才,完全可以另起炉灶来创作,但他们是要伤害活人,才感到快乐。制造谣言还要传递谣言,这才完整。”
如此行径,人们最初不在意,“时间一长,大家都觉得在尤甲仁丰富的学识下,隐藏着一种让人猜摸不透的东西。”人们感到愤慨兼感慨,“看来学识丰富的人不一定心地高贵。人还是太笨,竟没有一条法律能有效地惩治造谣诽谤者,一任谣言的毒汁伤害别人。”如此行径,当然要引起周围人的反感,一次朗诵会上,由于尤甲仁当众无礼伤人,轮到他朗诵时,有人当场退席。如此行径,最后也就引起饭碗问题,尤担心会被学校解聘。正巧此时,听说已经沦陷的天津、上海反倒安静,于是尤姚夫妇就在众人唾弃中黯然离去了。
还有一些细节描写颇为传神,如尤姚夫妇关系和谐融洽,互赞互赏,“自矜高洁,如在云端”,两人“常到绿袖咖啡馆闲坐,看窗外的水波垂柳,两人还以垂柳绿袖相唱和”,而家中的布置“简单朴素,只有一本厚重的牛津字典,略显特色。”孟弗之对尤,自始至终可说极尽推举维护之能事,人说尤自视太高、刻薄伤人,骂倒一切,令人寒心等等,话传到孟处,“弗之笑笑说他平日教课还算尽责,近日又写了几篇考据方面的文章,虽没有什么新见解,也还是努力的。因有孟先生说话,议论逐渐平息,但尤、姚的去志并未减少”。显然,有孟在,尤在大学里还是混得下去的,但他们终于离去,为众人不齿不是主因,主因是为追求个人的生活舒适。
引用及此,稍稍熟悉点文坛掌故的朋友已不难猜到,尤甲仁、姚秋尔夫妇的原型是谁了吧?是钱钟书、杨绛夫妇,虽然杨绛当年――按照其回忆录所写――并不曾去昆明联大,而是自英回国后直接回了上海家中。如果联想起,在《东藏记》第一二章和其后各章发表之间间隔了五年,五年之间,为钱钟书是否说过冯友兰什么什么,宗璞和杨绛之间的文章往还,如此原型猜想就更有情由了。我甚至怀疑,小说对关尤姚夫妇的许多细节描写(有的尚未引到)如此下功夫,象是作者生怕读者不去做原型猜想或猜错了方向似的。
现在偶是胡军的扇子。
有意思。如果论起文革中的气节来,钱钟书杨绛总也强过冯友兰吧?本来想找一篇比较客观地讲冯友兰的文章,翻了翻没看见合适的,倒是在这篇金岳霖的理想和无奈里面看见这么一段八卦:
对冯友兰文革中行为的评价固然是一件复杂的事情,好不好由此批判他的人品个人有个人的尺度。但是上面的说法来自战前的清华园,可见看不上眼的不止钱钟书一个(宗璞同杨绛打笔仗的时候,好像杨绛是不承认钱钟书讲过冯友兰的坏话的,我私下对此存疑)。也许要求宗璞客观地看待自己的父亲是很站着说话不腰疼吧。不过她这样在自己的小说里略为遮了一遮的刻薄着钱钟书的刻薄,也真是... 我一面看一面想,严于律己宽以待人这件事真是很难很难很难的呀。像冯友兰在“文革”中的转变,从他早年的行为中也能找到相应的依据。台湾马逢华曾说过当年他和萧公权闲聊,说起清华旧事,萧公权说,战前清华园教授同仁之间就流行这样的说法:
Whatever Daisen Says,it goes;
Whatever it goes,Chisen Says。
这话的意思是岱孙怎么说,事情就怎么做;事情怎么做,芝生就怎么说(马逢华《记西南联大的几位教授》,《传记文学》52卷6期)。虽是学林掌故,但我们却能从细微处见到一个知识分子的个性。
先向对老几辈知识分子历史感兴趣的同学们,推荐一本书:谢泳的《逝去的年代》。
I. 冯友兰及其他人在文革中
冯友兰在文革中,究竟干哈了呢?我粗浅地总结一下,是两点:1。批林(彪)批孔(老二)中,效力提供批孔的理论依据。2。更主要是曾经作为“梁效”(以谐音而起的笔名,“两校”,即北大和清华)大批判组的主笔之一。大家记得余杰还“咬”过余秋雨吧,盖因余秋雨是上海大批判组“石一歌”的笔杆子之一。
当时北大教授当选“梁效”班子的,比较有名望,除了冯友兰,还有历史系教授周一良,音韵学家魏建功,中文教授林庚。具体情况,参见一下链接(www.xys.org/xys/ebooks/others/history/ contemporary/culture_revolution/xiezuozu.txt)
文革之后,冯友兰对当时的反思,我没有注意过。但是周一良曾经掀起一阵波澜,因为他谈及往事,引用别人题给老友魏建功的挽联,“五十年风云变幻,老友毕竟是书生”,把回忆录命名为《毕竟是书生》。沙叶新当时就写文章批评,说这种说法不负责任,给自己开脱。
II. 钱杨和宗濮为何结怨
《杨绛、宗璞笔墨官司的来龙去脉》
中华读书报
http://www.gmw.cn/01ds/1998-09/30/GB/218%5EDS1010.htm
I. 冯友兰及其他人在文革中
(谢泳《晚年冯友兰》)“文革”初期,冯先生本来也是有罪之人,只是由于毛泽东在一次会议上随口说到:“北京大学有一个冯友兰,是讲唯心主义哲学的,我们只懂得唯物主义,不懂得唯心主义,如果要想知道一点唯心主义,还得去找他。翦伯赞是讲帝王将相的,我们要知道一点帝王将相的事,也得去找他。这些人都是有用的,对于知识分子,要尊重他们的人格”(《三松堂全集》第一卷)。在一言九鼎的岁月里,随口提到的冯友兰和翦伯赞,都因了这句话而改变了命运。虽然翦伯赞不久后自杀了,但据说在他死后身上发现一张纸条,上面写着“毛主席万岁!万万岁!”是感激抑或讽刺?
冯友兰在文革中,究竟干哈了呢?我粗浅地总结一下,是两点:1。批林(彪)批孔(老二)中,效力提供批孔的理论依据。2。更主要是曾经作为“梁效”(以谐音而起的笔名,“两校”,即北大和清华)大批判组的主笔之一。大家记得余杰还“咬”过余秋雨吧,盖因余秋雨是上海大批判组“石一歌”的笔杆子之一。
当时北大教授当选“梁效”班子的,比较有名望,除了冯友兰,还有历史系教授周一良,音韵学家魏建功,中文教授林庚。具体情况,参见一下链接(www.xys.org/xys/ebooks/others/history/ contemporary/culture_revolution/xiezuozu.txt)
文革之后,冯友兰对当时的反思,我没有注意过。但是周一良曾经掀起一阵波澜,因为他谈及往事,引用别人题给老友魏建功的挽联,“五十年风云变幻,老友毕竟是书生”,把回忆录命名为《毕竟是书生》。沙叶新当时就写文章批评,说这种说法不负责任,给自己开脱。
II. 钱杨和宗濮为何结怨
《杨绛、宗璞笔墨官司的来龙去脉》
中华读书报
http://www.gmw.cn/01ds/1998-09/30/GB/218%5EDS1010.htm
Last edited by silkworm on 2005-05-24 16:16, edited 1 time in total.
III. 教授学者与政治
这个题目我写下来,纯属“眼大肚子小”,干脆耍个赖皮,请大家阅读谢泳的书好了:
http://www.cnread.net/cnread1/xdwx/x/xieyong/sqdn/
如果嫌篇幅太长,我推荐几篇跟这个话题有关的 :
胡适与冯友兰 :
http://www.cnread.net/cnread1/xdwx/x/xi ... dn/029.htm
晚年冯友兰:
http://www.cnread.net/cnread1/xdwx/x/xi ... dn/001.htm
周一良:毕竟是书生:
http://www.cnread.net/cnread1/xdwx/x/xi ... dn/024.htm
IV. 有关陈岱孙的花边谣言
因为前面atiti引用谢泳的文章,提到“岱孙”和“芝生”(冯友兰),想起这个在北大学生中广为流传的谣言。说经济系的教授陈岱孙曾经和物理系教授周培源是“同情兄”,俩人都爱上一位王小姐,相约谁先出洋拿了博士就胜出,结果周赢。林徽因一家在西南联大有和周家的合影,可以见证周太太风度。不过据内部人士说,纯属杜撰。
这个题目我写下来,纯属“眼大肚子小”,干脆耍个赖皮,请大家阅读谢泳的书好了:
http://www.cnread.net/cnread1/xdwx/x/xieyong/sqdn/
如果嫌篇幅太长,我推荐几篇跟这个话题有关的 :
胡适与冯友兰 :
http://www.cnread.net/cnread1/xdwx/x/xi ... dn/029.htm
晚年冯友兰:
http://www.cnread.net/cnread1/xdwx/x/xi ... dn/001.htm
周一良:毕竟是书生:
http://www.cnread.net/cnread1/xdwx/x/xi ... dn/024.htm
IV. 有关陈岱孙的花边谣言
因为前面atiti引用谢泳的文章,提到“岱孙”和“芝生”(冯友兰),想起这个在北大学生中广为流传的谣言。说经济系的教授陈岱孙曾经和物理系教授周培源是“同情兄”,俩人都爱上一位王小姐,相约谁先出洋拿了博士就胜出,结果周赢。林徽因一家在西南联大有和周家的合影,可以见证周太太风度。不过据内部人士说,纯属杜撰。
小k我你。。。。
冯友兰的细节我是不清楚,但板起面孔概括为大节有亏,是很难辩解的。而除了她女儿,也少见谁出来为他说话。
他女儿我同样不了解,但看引用到的讽刺钱杨的文字,就觉得格调不高,简直象村妇在咬牙切齿(呵呵),怨毒的气味弥漫其间,和钱的讽刺根本不能并提。
余杰根本早就是一拎不清的人,他这样一窜出来,对冯家父女我看只有更加不利。
冯友兰的细节我是不清楚,但板起面孔概括为大节有亏,是很难辩解的。而除了她女儿,也少见谁出来为他说话。
他女儿我同样不了解,但看引用到的讽刺钱杨的文字,就觉得格调不高,简直象村妇在咬牙切齿(呵呵),怨毒的气味弥漫其间,和钱的讽刺根本不能并提。
余杰根本早就是一拎不清的人,他这样一窜出来,对冯家父女我看只有更加不利。
Perhaps we grows very strong, stronger than Wraiths.
Lord Smeagol? Gollum the Great? The Gollum!
Eat fish every day, three times a day, fresh from the sea.
Lord Smeagol? Gollum the Great? The Gollum!
Eat fish every day, three times a day, fresh from the se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