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阿雷的故事
Posted: 2007-03-02 13:18
认识阿雷是在本地的一个新闻界亚裔女性协会办的一个活动上。我那时的工作只能擦边地勉强跟新闻界沾个边,但当时正处在过渡性的仓皇时期,年纪又轻,所以加入了一些瞎七答八的社团和协会,混在面目模糊的陌生人中打发时间和过剩的精力。那次的活动其实就是找借口聚餐,周日早上,一群白领文字女工们在唐人街一家门面颓败的二楼饭馆吃广东早茶。
阿雷正好坐在我旁边,便攀谈起来。她是一圈在座者中唯一的洋人,褐色的短发,苍白狭长的脸,带一副无框眼镜。我咬了一口半凉的虾饺,暗自嘀咕她会不会有八分之一的中国血统什么的,又有点不好意思问,她已经自我介绍了。原来是协会里的干事带来的,她们在外交部的新闻情报司同一个办公室做事。阿雷有一定中文程度,听说读写都可以,她还把自己取的中文名字,按照跟她的英文名谐音的"雷",写在餐巾纸上。不记得是谁提起围棋,我说会下一点但是很烂,阿雷说她也是,于是我提出以后找时间下着玩儿。我猜想她跟我交朋友是想练习中文对话,因为平时没机会用而开始生锈了。我们当时都没想到这个交情会持久历经未来五六年的变迁。
我们约了周末在一家德州式的法国咖啡馆见面,但既定的任务很快被甩到一边。阿雷跟我没能练习成中文,她说话速度很快,滔滔不绝,而且我们总能接下对方的茬儿--这是我交朋友的唯一标准,而那时候我又很缺说话的朋友;大量的念头急速地从嘴里流淌出来,我们只好承认还是用英文通畅。围棋也没下成--两个说话投机的女人在一起交心的乐趣早把下棋挤到天不吐了。
我在中国的时候,正是一些"热爱中国"的洋人开始跑到北京上海的大学学习中文,同时泡泡中国妞儿,业余上上中国电视耍宝的年代。没想到却在美国遇上这样一个洋留学生。阿雷本来在Johns Hopkins安安份份地上新闻系,在九十年代初因为偶然机会去亚洲旅行,一下子忽然爱上了当时还算闭塞的中国。"我走在南昌和武汉的街上,四处扔了点垃圾什么的,脏兮兮的,耳边全是听不懂的话,周围都是陌生的人。可是这些都不要紧,我就觉得一切都这么亲切,好像我上辈子就是在这些大街小巷里混过来的。"
你若以为阿雷跟我做朋友是想挖掘关于中国文化和传统的秘辛就错了--在这方面我根本是个差劲的资料来源,实际上是我挖掘她的故事。她是个热情外向,口无遮拦的人,一来二去就把身世给倒出来了。她在南京当过一年外国学生,学中文,在南昌教过一阵子的英文,回美国后给自由之声(是叫这个吧?)电台工作过。后来进了State Department,收集一些中国报纸新闻,汇总成报告;同时编辑内部文件和通告发送给美国驻东亚的各大使馆领事馆什么的。我们刚认识的时候,她的梦想是拿到派驻中国领事馆的名额,在沈阳,广州,或上海住上两年,同时也能复习复习中文。北京就别想了,大使馆难进得很,没有特别高级的地位关系网和seniority是搞不到的。
那时候,她刚结婚,幸福地伸出无名指给我看深绿色的戒指:"我和史第芬结婚不到一年,还得算新婚呢。"阿雷的罗曼史听上去也颇曲折。跟传闻中的男性洋学生相反,她在中国留学日子里,并没成为受人追求的香饽饽--"他们只想跟我练习英文对话。"她悻悻地说。或许因为九十年代初的气氛和风化还比较保守,中国未婚男见了腐朽资本主义社会来的洋女只觉得可怕。反而是回到美国后,她跟几个不同背景的中国人谈过恋爱。最持久的一次是同一个中国留学生,谈了三年,都订婚了,就在结婚的前夕,未婚夫瞒着她跑回北京去了一个礼拜。她发现了去质问他,第一句就问:你回去干什么了?是不是去相亲?未婚简直惊呆了,她猜得一点不错。相亲不成,本来想瞒着她好好地结了婚,这下子捅破了窗户纸,他还想恢复原状,当作什么都没发生过,但她并没有留他。阿雷是个黑白分明的人,脾气倔,不肯妥协,两人就散了。
她是那种主动性强,积极进取的人,在工作上生活上都不会坐等机会敲门。可以算个阿尔法女吧,只是没有阿尔法男喜欢踩别人的坏劲儿。她还向我传授了不少登报征友的经验,可惜我胆儿小,一次也没实践过。她说:其实我自己过得挺好,工作顺利,生活充实,跟我母亲的关系也前所未有的好(他父亲前些年去世了),什么都不缺。我就跟自己订下条约,如果到了三十五岁还没有结婚就不往那边操心了,去中国领养个女婴,安安心心地三代女人一家过日子。
可就在三十四岁时,她遇到了史第芬,两人快速地堕入情网,三个月就订了婚,一年之内就结婚了。史第芬是马来西亚华裔,在英国上的大学和研究生,除了血统以外跟中国其实不沾什么边。我去拜访她时见过史第芬几次,一个没有悬念的亚裔男,看不出有什么毛病,也看不出特别出色的地方。或许是内向,见了我点点头便躲到一边去了,话少,偶而对时事发发牢骚,基本上就是本地的知识分子对现实和政局的萎缩无力的不满那一套。我对他没有什么印象。
认识不久时,阿雷常跟我抱怨工作之无聊,花两个钟头做完一整天的工作,无所事事(政府工啊,都是纳税人的血汗养着的);同事要么上网消磨时间,要么午饭一吃就是两三个钟头,顺便逛街,她就拿这时间干两件事:一是四处联络各级领导和关系网寻找驻中国领事馆的空缺,二是写她的小说。她的精力让我羡慕,家有一夫二狗需要照顾,奔波找新职位,还搜集资料写一部关于中国的小说。她的小说竟然是关于太监的!(我笑她口味是典型的西方人猎东方的奇。)故事发生在二十世纪初辛亥革命刚结束不久,一个单身美国女人同一个失业的前太监之间的友谊。世纪初的美国女人,单纯无知来到中国投奔在驻北京外交部门的未婚夫。岂知所托非人,未婚夫外面养了个小老婆,而且是个本质不好的烂人。
女主角的经历自然让人联想到作者,但是阿雷似乎着意把她刻画成纯洁天真,性格委婉的类型,跟她自己的个性并不接近--或许,她并不觉得自己性格强硬,在她心目中自己是个挺温柔的人。或许女主角的经历,从涉世不深,被独自扔在陌生的国度和人群中,到慢慢学会坚强独立,变成一个自信自立的世纪初的女人,的确有自传成份。让我好奇却始终没弄明白的是阿雷把女主角的爱慕放在一个不可能回报的人身上,在性爱的立场始终是模棱两可的。我追问她却不得要领,她提到过曾经跟一个"疑似弯男"的人谈过恋爱,但是跟"疑似弯男"交往的经验实在常见得很,恐怕多数女人都能举出一两个实例。
小说里的另一个男人,却让人好奇。一个冷酷自私的洋人,他事事替自己打算,等不及洞房夜便先下手强暴了未婚妻;养的二奶被未婚妻发现了只是冷笑--你已经是我的人了又没有收入只能依靠我生存,你能怎样?虽然是老时代的男人,也并没有听说过骑士精神但是阿雷笔下这个大反派在我眼中最为真实,一个阴郁而且复杂的黑洞,似乎有自毁倾向,跟其他坚强向上的正面人物完全不同却更有戏。我建议阿雷多挖掘一下这个人物,却被她一口拒绝。她说,这个反角的原型是她的亲哥哥?
我从没听说阿雷有个哥哥,而她一早提起她的寡母和孪生妹妹。阿雷冷笑着告诉我,她哥哥是家里的黑羊,从中学时就"轧坏道",从来没有做过一天的诚实工作。先是从父母那里诈了不少钱,直到父母受够了他那一套,连劝带骂怎样交涉都不能使他走上正路,他便彻底在外头自己混,据说也有些不法行为,但阿雷不想知道。他们父亲去世后,他拿了自己那一份遗产,跑到欧洲去"闯荡"要"发了财回来给你们看。"此后他极少消息来,每次来信必然是要钱的借口。他的扯谎本事极高明,而且完全没有羞耻心。他可以面不改色地利用别人,榨干他们最后一滴好意,一转身拿出受害者的姿态,他完全是无辜的清白的,只是命运多舛,总是落难。
阿雷气愤地回忆起压断骆驼背的稻草:我同他一向交好,家里其他人都跟他断绝关系时,只有我还同他通信。他跑路之前来找我,我还从自己的储蓄里"借"给他一笔钱。小时候他被父亲骂,赶出门,大家都受不了他,是我去反复替他求情。他老说我俩最亲,他在需要利用人的时候,嘴可甜着呢,一拿到好处立刻连你姓什么都忘了。当我跟史第芬在伦敦结婚时,我特别想让哥哥出席典礼,邀请了他,给他寄了路费,告诉他一切费用由我承担。他信誓旦旦地保证"我就这么一个妹妹,父亲不在了,怎么也得挂在家里男人的胳膊上走进礼堂吧?"结果呢?Nothing。一个字也没有,让我白等一场,在我一生里最开心的大喜日子浇上一瓢冷水,完全没出现。从此我对他彻底失望,我再也不要见他的面。这人倒也神奇,并没有就此人间蒸发,两年后又出现了,据说在土耳其,还进过监狱,似乎跟使用和贩卖毒品有牵连。给母亲写信诉苦说生意失败了一文不名,又榨去了一笔钱。
我听得眼都直了,简直是教科书里跳出来的活生生的sociopath,阿雷撇撇嘴耸耸肩:"我们家的人这里都有点问题。"她指指头。"全家都吃抗忧郁症的药。"我忍不住笑起来,看来真是命运了:我交朋友不自觉地专挑有忧郁症倾向的性格,简直比DSM-IV还灵。可是啊可是,她绝对是果断外向主动出击的个性,一点也不敏感细腻,从外表看无论如何猜不到她有忧郁症。她说大学毕业后,本来好好的,不幸得了一场大病,住院,很严重,差点死掉。身体恢复后,突然精神就垮了,完全木掉,不能照顾自己,什么也不能干。看了精神科医生,吃了抗忧郁症药,竟然慢慢恢复了正常。不过需要长期地不间断地吃药。她曾经尝试过停药,过了一段好日子后,忧郁症卷土重来。当时她很清醒地意识到自己在急速往下掉,但找不到主治医生,便自己跑到医院要求住院观察,呆了三天稳定了吃上了药才出来。
那时候我还不知道,后来才读到serotonin receptor的研究发现,忧郁症的发病是先天基因缺陷和后天诱发事件叠加的结果,而后天诱发事件除了突然的精神打击(如失业破产,失去家人爱人),也可以是严重的肉体疾病。其实精神上和肉体系膕tress都是生理化学反应,没有本质区别。遇上了先天和后天的双重命运,即使是天生开朗的个性,也会掉进沟里爬不出来。要说运气好,总算生在现代,要是没有SSRI,tricyclics,那几样救命的药,她这个人就废了,我也交不上这么多好朋友。所以精神卫生和对心理疾病的偏见是我的一个痛脚,遇到不明就理的人们对这方面话题的恐惧和回避,尤其是对治疗中的患者进行"思想教育"或者一律划为人格缺陷,或者认为任何精神疾病都是羞耻的,我就肝火噌噌往上冒。
阿雷这个人从外面看,精明能干,八面玲珑,我无论如何想象不到她会有忧郁症。那时候她为了找到派驻中国的职位找了无数关系求了无数人,在外交部错综复杂的官僚迷宫里转了无数圈,走了无数冤枉路。难怪在政府机构呆久了的人,活力和能动性都被磨光光了,让人想想都打寒战。但是经过一年多的折腾和几次失之交臂的机会,她终于找到一个理想职位--在美国驻台湾"办事处"当新闻参赞。其实跟大使馆一样,但是因为没有正式外交关系,只能叫做"办事处"。她兴高采烈地收拾东西打点事宜,政府替她把家搬过太平洋。
"那么,史第芬呢?"我问。
"他跟我一起去。"
"噢,做外交官家属的悠闲生活。"不知为什么,我发现自己话里有一丝讽刺。一定是嫉妒了,我想。
"反正他现在也没工作。在那边正好可以学学中文和自己的祖上传统文化,在同胞里浸染浸染,别跟个纯洋人似的。"我知道他跟阿雷结婚前已经Ph.D.毕业了,是个没用的文科学位,找了一阵子的象牙塔职位,当然无声无息。跟阿雷结婚以后似乎在工作上一直没什么动静--谁知道呢?夫妻之间的事。只要他能让阿雷开心就好了,如果花钱能买到幸福,这钱花得值。阿雷是爱他的,好几次同我说,跟史蒂芬在一起总能学到新奇知识,从品酒到历史,洋洋世界在他口中如此神采飞扬,让她钦慕,眼中的光辉闪闪动人。
临走前,她交给我十瓶红酒,死沉死沉的,说是史蒂芬的珍藏,带不了,请我帮她存放两年。"希望对你不是大麻烦。"她说。"不麻烦不麻烦。"我赶紧答道,不是没有点私心的--有了她的好酒做"人质",至少可以保证她回来时还得联络我有得朋友做。
阿雷在台湾当新闻官的那两年我们只有零星电邮联络。她无意掉落的只言片语让我羡慕死了:华剩顿邮报的驻北京记者向她套人事变动情报啦,CNN人员在新闻发布会前后掏新闻啦,啥啥的,真是威风八面哪。她抱怨上司可恶弄权不干活搞得所有职员都疲于奔命,同时却已经联络上一个纽约的出版代理人愿意代表她兜售她的太监历史小说,她还开始收集资料打算写一本关于茶叶的书。我问:你晚上不睡觉嘛?但她几乎完全没提起史蒂芬。
三年不到她就结束那边的任命回到外交部等候安排下一个工作。我赶紧约了她见面,接交那几瓶酒,同时打算狠狠地叙叙旧。在她的新住所门口重逢,她样子没变化,牵着腊肠狗过来跟我拥抱。我指指狗,"路卡梅还那么贪吃?"她摇摇头,"这是咪咪,路卡梅在台湾去世了。"我停下来看看她--嗯,或许我的第一印象不准,似乎有些地方不同了,她似乎有心事。。。我不知道是什么。但是她没多说,只告诉我在恶老板手下度日如年的痛苦和逃离苦海的解放,外交部人事部门匪夷所思的官僚和无能,她的新小说计划,等等。
沉吟半晌,她忽然冒出一句:"我打算近一两年离开这里,搬到新西兰定居。"我吓一跳。怎么刚回来就要走?
"我对联邦政府工作已经厌恶透了,都是内耗和窝里斗,想干点事的人要么给活活憋死,要么棱角都磨干净。华盛顿满街的都是削尖脑袋往上爬的虫子,斗啊斗。你还记得吗?我一直想领养个孩子,但是现在这个状况,在这地方是不可能的。"
我问:"史蒂芬呢?他若有工作了,你们俩一起养个孩子还是可以负担的吧?"
"史蒂芬正在上网络设计课,一两年可以拿到证书,但就算这样,工资还是不多,加上我做了妈妈就不能没日没夜地工作了。"她摇摇头,"而且我越来越觉得美国的政治和人文环境实在让人厌恶,受不了,我不想让孩子在这样的地方成长。"
我给她打气:"再熬两年布十他们就滚了。。。"
她摇摇头,低斗看看在她脚边钻来钻去的咪咪:"我真厌烦了这种神经紧张的生活节奏和高消费高压力的环境。什么都贵,谁能负担得起本地的房价?我想多花些时间在家照料孩子,如果时间都花在拼命赚钱把孩子扔在daycare,还有什么意义呢?"
我看看堆满杂物的小公寓,想起她跟丈夫合用一辆车而迟迟不买第二两,忽然起了疑心:阿雷现在手头紧?我刚认识她的时候,她已经赶在本地地产疯长之前置了业,出国之前又整修了一通,我一直以为她理财有方,怎么。。。?
"那么史蒂芬愿意跟你去新西兰定居吗?"我问。
"当然,"她说。"去年他在新西兰旅行了四五个月,南北岛都转了一圈,也很愿意到那里定居。"
"四五个月?他一个人?"
"当然,我在台北疯了一样地工作,你简直不能想象在那个恶魔老板手下有多恐怖。他们求我呆满三年再走,但我可受不了了。你想为什么他们缺人?没人愿意到驻台办公室去以为这家伙早已臭名。。。"
在这样的环境里工作,难道不正是她最需要精神支持和生活协助的时候?我心里涌起对史蒂芬的不满和不屑。可这还不是最糟的。
阿雷说:"我仔细打算过了,我可以打打半工,在家替人写稿什么的,一边照顾孩子,史蒂芬可以工作养活我们。新西兰生活水平只有这里的一半不到,加上我卖掉房产的盈利,应该是没问题的。等孩子大一点,我准备去学针灸。"
"这下子史蒂芬可得挑起养家重担了。"我尽量用不太讽刺的口气说。虽然我跟他没有谋过几次面,却似乎对这种人的性格颇熟悉。希望是我猜错了。"你过去好象说过史蒂芬不想要孩子的,他被你说服了?"那还是我刚认识她的时候,孩子一直是她替自己描绘的未来图画中重要的一笔,但史蒂芬一开始就相当抵触。不用解释我也猜得到他抵触的是照顾孩子的麻烦和对他的舒服日子的影响。
"他答应了。"阿雷说,但口气并不开心。"但是他坚持不要领养亚裔孩子。"说到这里,大概看到我脸色变了,她赶紧解释道:"史蒂芬最想要自己的亲生骨血,说他觉得很难跟领养的孩子发生感情。但是我说我都过四十了,生不出来,要生也风险太大,他只好妥协。但是他很。。。在这方面他是很种族歧视的,他只愿意领养非亚裔的孩子,最好是金发碧眼的白孩子,哪怕是黑人孩子也可以考虑但绝对不要中国人。"她扭过头,或许知道我在拼命压住涌到嘴边的骂人话。
脏话终于没说出口,我尽量策略地说:"记得我们刚认识的时候你说打算到中国领养个女婴的。"
"是,而且我在台湾把一切都安排好了,我认识一个社工,打通了关系,她可以帮我简化程序,只需要正常的一半费用和时间就能领到个女孩。但是史蒂芬有很强的种族歧视观,他一直跟父母关系很不好,在马来西亚长大和英国求学的经历给他很深的自我否定的倾向,他觉得身为华裔/亚洲人很羞耻。他一直包袱很重。"
你在替他找借口。我想但是没说出口。还用我说吗?她比谁都清楚。"在美国领养孩子可麻烦多了,也贵多了,那么多白人夫妇都领不到白人小孩。"我指出实际困难。
"可不是,我叫史蒂芬自己上网去查价钱和等候时间。他才知道领养个美国白孩子有多昂贵。钱也不是树上长出来的。"
"而且东欧国家都关门不做领养生意了,找个白孩子现在可难着哪。"我松了松口气,让热辣新鲜的讽刺哗哗流出来。
我对此次谈话耿耿于怀,开始对阿雷产生了不满。回想起来,当初我们的友谊其实有很大一部分是建立在一个共同点上:我们都是别扭的半个中国人,没有跟他人相似的国家/文化的立足点(national identity),我俩在某个前不着村后不挨店儿的中间地带晃荡。现在,她对史蒂芬的种族歧视态度的纵容背叛了她自己最根本的人生立场之一。我最讨厌两种人:种族歧视/优化论者和极端宗教狂热分子--这两种人其实是一种,都极度拔高自己的优越感,喜欢把跟自己不同的别人踩在脚下。之后的几个月里,阿雷邀请我到她家里坐坐,我都找借口推掉了,一方面是不愿跟史蒂芬碰上怕自己不小心说出什么难听话来,一方面,必须承认,阿雷在我心里的地位大大降低了。
就在这当下,阿雷的母亲从德州搬过来,她身体不好,脑子也钝了,需要住到有专业人士照顾的老人公寓里。她找来找去,送进的公寓竟然就在我住所的街对面。她每周去看望母亲,于是我们又一起吃了两三次饭,我避着不问领养和史蒂芬的事,光讨论她的新小说--她开始写太监故事的后传,只不过这次女主角移居上海,打入高级妓女的后院探听文化奇谭。我笑道你这可别给中国读者看见,怎么全是糟粕啊?她说就是糟粕才好玩嘛,多神奇啊,我说她是现代高罗佩。新小说的题目叫上海之花,我几乎跳起来,问她是不是看过了侯孝贤的电影海上花,她茫然地看着我--难道世纪初的上海故事除了妓女还是妓女?
今年冬天冷得特别晚,却一下子就冻死人。在第一场雪来之前,阿雷邀请我参加她在去台湾之前就参加了的写作会,几个业余写手互相交流互相鼓励的非正式聚会。她问我可不可以开车接她去聚会,我说好。在车里,她说:"麻烦你了,史蒂芬拿车去用了。"
我应了一声噢。
"我们分居了。他现在借住在朋友家。"
我尽量眼望着路,十分缓慢地无声地长吁一口气。
还好阿雷不是那种观察别人细致入微的人,她并未觉察我的反应,也并未吃惊于我的不吃惊。
"你还打算去新西兰吗?"我问。
她点点头。"他始终不肯承诺。"
"承诺什么?"
"让我相信有了孩子以后,我们能信任他,依靠他的扶持。"
这我早知道了。毫无疑问她也早知道了。但是这么干脆地挥刀斩断一团乱麻的人,我还没遇到过。我记起她曾经多么迫切地想结婚,那些征婚广告们。。。
"过去我不想告诉你,"我犹豫一下,"史蒂芬的种族歧视,当你告诉我时,让我心里很不爽。但是现在我可以告诉你了。"
"嘿,我们还没正式离哪。"
我扭头看她一眼,阿雷并没有真生气的意思。"那么等你们复合了再跟我断交好了。"我开玩笑道。
她耸耸肩:"我可不能让小孩子有史蒂芬这样的爸爸,他不会爱她照顾她的(除非是金发碧眼绝顶聪明会自己换尿布自己吃饭娱乐自己并体贴老爸的秀兰邓波儿型号的机器娃娃,我心里说),到头来我还得保护这她不受到爸爸的精神遗弃和伤害,我还得同时照顾他们俩,我吃饱了撑的?"
"你行啊,我还真没见过你这么头脑清醒的。"我说,"如果每次我听到一个糊涂女自我虐待的新闻,天上就掉个钢镚儿,我早发财了。他也不能老指望你包下他的一切啊。"
"这几年所有的开销都是我出,那也算了,我又不小气,婚姻不就是夫妻俩互相扶持互相照顾吗?可是他什么也拿不出来,我躺在地板上被偏头痛折磨得半死,他老兄眼也不眨地跨过我身体,把音乐开得震天响娱乐他自己去了。"
我忽然想起另一个朋友曾跟我抱怨过类似的事:她不舒服,在厕所了吐了半天,躺在地上喘气,她老公自己在卧室里躺着一句问候也没有。他们后来也离了。
"还没长大呢。"我说。"可你没时间等他长大。"
她沉默了很久。我有点担心便扭头看了看她的脸:不不,她没在哭泣。但离婚--或者分居--是伤筋动骨的大事。史蒂芬搬走后这段日子不太好过吧?"你在吃药吗?"
"我一直在吃--哪儿敢停啊,上次停了以后没多久就差点进医院。但是回来以后还没找到个固定的精神科医生,过去看的那个现在没有空档接收新病人,我得找。"她说。她早提过在台湾找不到象样的精神科医生,这两年也不知道她是怎么挣扎过来的。
我想了想,字斟句着地说:"中国人的习俗是劝合不劝分,一般情况下如果我心里支持离婚嘴上会不好意思说。但是吧,这次我得说,你跟史蒂芬分开,我都松口气。--当然,我怎么看你不必上心,反正我总是支持你的。"说到这里,我忽然后悔了前两个月打算疏远阿雷的想法,原来归根结底是我自己不能接受和尊重别人的人生选择,在友谊上附加条件。"只要你把自己放在第一位,首先照顾好自己的需要,就好了。"我笑了一声,"不过我才不怕你听信了我的劝告呢,你从来都是想干啥就干啥自个儿拿主意的。"
她也微笑了。
我继续说:"我不会跟你说,别担心你会找到一个更好的人生伴侣,或者一切都会好起来,幸福光明在前面这类我自己也未必相信的P话。不过跟你说实话,我的确认为你会没事的--虽然现在难过点。"
虽然她未必需要,但我坚信好朋友的义务就是进诤言说心里话不打马虎眼。
"你会没事的。"我说。
阿雷正好坐在我旁边,便攀谈起来。她是一圈在座者中唯一的洋人,褐色的短发,苍白狭长的脸,带一副无框眼镜。我咬了一口半凉的虾饺,暗自嘀咕她会不会有八分之一的中国血统什么的,又有点不好意思问,她已经自我介绍了。原来是协会里的干事带来的,她们在外交部的新闻情报司同一个办公室做事。阿雷有一定中文程度,听说读写都可以,她还把自己取的中文名字,按照跟她的英文名谐音的"雷",写在餐巾纸上。不记得是谁提起围棋,我说会下一点但是很烂,阿雷说她也是,于是我提出以后找时间下着玩儿。我猜想她跟我交朋友是想练习中文对话,因为平时没机会用而开始生锈了。我们当时都没想到这个交情会持久历经未来五六年的变迁。
我们约了周末在一家德州式的法国咖啡馆见面,但既定的任务很快被甩到一边。阿雷跟我没能练习成中文,她说话速度很快,滔滔不绝,而且我们总能接下对方的茬儿--这是我交朋友的唯一标准,而那时候我又很缺说话的朋友;大量的念头急速地从嘴里流淌出来,我们只好承认还是用英文通畅。围棋也没下成--两个说话投机的女人在一起交心的乐趣早把下棋挤到天不吐了。
我在中国的时候,正是一些"热爱中国"的洋人开始跑到北京上海的大学学习中文,同时泡泡中国妞儿,业余上上中国电视耍宝的年代。没想到却在美国遇上这样一个洋留学生。阿雷本来在Johns Hopkins安安份份地上新闻系,在九十年代初因为偶然机会去亚洲旅行,一下子忽然爱上了当时还算闭塞的中国。"我走在南昌和武汉的街上,四处扔了点垃圾什么的,脏兮兮的,耳边全是听不懂的话,周围都是陌生的人。可是这些都不要紧,我就觉得一切都这么亲切,好像我上辈子就是在这些大街小巷里混过来的。"
你若以为阿雷跟我做朋友是想挖掘关于中国文化和传统的秘辛就错了--在这方面我根本是个差劲的资料来源,实际上是我挖掘她的故事。她是个热情外向,口无遮拦的人,一来二去就把身世给倒出来了。她在南京当过一年外国学生,学中文,在南昌教过一阵子的英文,回美国后给自由之声(是叫这个吧?)电台工作过。后来进了State Department,收集一些中国报纸新闻,汇总成报告;同时编辑内部文件和通告发送给美国驻东亚的各大使馆领事馆什么的。我们刚认识的时候,她的梦想是拿到派驻中国领事馆的名额,在沈阳,广州,或上海住上两年,同时也能复习复习中文。北京就别想了,大使馆难进得很,没有特别高级的地位关系网和seniority是搞不到的。
那时候,她刚结婚,幸福地伸出无名指给我看深绿色的戒指:"我和史第芬结婚不到一年,还得算新婚呢。"阿雷的罗曼史听上去也颇曲折。跟传闻中的男性洋学生相反,她在中国留学日子里,并没成为受人追求的香饽饽--"他们只想跟我练习英文对话。"她悻悻地说。或许因为九十年代初的气氛和风化还比较保守,中国未婚男见了腐朽资本主义社会来的洋女只觉得可怕。反而是回到美国后,她跟几个不同背景的中国人谈过恋爱。最持久的一次是同一个中国留学生,谈了三年,都订婚了,就在结婚的前夕,未婚夫瞒着她跑回北京去了一个礼拜。她发现了去质问他,第一句就问:你回去干什么了?是不是去相亲?未婚简直惊呆了,她猜得一点不错。相亲不成,本来想瞒着她好好地结了婚,这下子捅破了窗户纸,他还想恢复原状,当作什么都没发生过,但她并没有留他。阿雷是个黑白分明的人,脾气倔,不肯妥协,两人就散了。
她是那种主动性强,积极进取的人,在工作上生活上都不会坐等机会敲门。可以算个阿尔法女吧,只是没有阿尔法男喜欢踩别人的坏劲儿。她还向我传授了不少登报征友的经验,可惜我胆儿小,一次也没实践过。她说:其实我自己过得挺好,工作顺利,生活充实,跟我母亲的关系也前所未有的好(他父亲前些年去世了),什么都不缺。我就跟自己订下条约,如果到了三十五岁还没有结婚就不往那边操心了,去中国领养个女婴,安安心心地三代女人一家过日子。
可就在三十四岁时,她遇到了史第芬,两人快速地堕入情网,三个月就订了婚,一年之内就结婚了。史第芬是马来西亚华裔,在英国上的大学和研究生,除了血统以外跟中国其实不沾什么边。我去拜访她时见过史第芬几次,一个没有悬念的亚裔男,看不出有什么毛病,也看不出特别出色的地方。或许是内向,见了我点点头便躲到一边去了,话少,偶而对时事发发牢骚,基本上就是本地的知识分子对现实和政局的萎缩无力的不满那一套。我对他没有什么印象。
认识不久时,阿雷常跟我抱怨工作之无聊,花两个钟头做完一整天的工作,无所事事(政府工啊,都是纳税人的血汗养着的);同事要么上网消磨时间,要么午饭一吃就是两三个钟头,顺便逛街,她就拿这时间干两件事:一是四处联络各级领导和关系网寻找驻中国领事馆的空缺,二是写她的小说。她的精力让我羡慕,家有一夫二狗需要照顾,奔波找新职位,还搜集资料写一部关于中国的小说。她的小说竟然是关于太监的!(我笑她口味是典型的西方人猎东方的奇。)故事发生在二十世纪初辛亥革命刚结束不久,一个单身美国女人同一个失业的前太监之间的友谊。世纪初的美国女人,单纯无知来到中国投奔在驻北京外交部门的未婚夫。岂知所托非人,未婚夫外面养了个小老婆,而且是个本质不好的烂人。
女主角的经历自然让人联想到作者,但是阿雷似乎着意把她刻画成纯洁天真,性格委婉的类型,跟她自己的个性并不接近--或许,她并不觉得自己性格强硬,在她心目中自己是个挺温柔的人。或许女主角的经历,从涉世不深,被独自扔在陌生的国度和人群中,到慢慢学会坚强独立,变成一个自信自立的世纪初的女人,的确有自传成份。让我好奇却始终没弄明白的是阿雷把女主角的爱慕放在一个不可能回报的人身上,在性爱的立场始终是模棱两可的。我追问她却不得要领,她提到过曾经跟一个"疑似弯男"的人谈过恋爱,但是跟"疑似弯男"交往的经验实在常见得很,恐怕多数女人都能举出一两个实例。
小说里的另一个男人,却让人好奇。一个冷酷自私的洋人,他事事替自己打算,等不及洞房夜便先下手强暴了未婚妻;养的二奶被未婚妻发现了只是冷笑--你已经是我的人了又没有收入只能依靠我生存,你能怎样?虽然是老时代的男人,也并没有听说过骑士精神但是阿雷笔下这个大反派在我眼中最为真实,一个阴郁而且复杂的黑洞,似乎有自毁倾向,跟其他坚强向上的正面人物完全不同却更有戏。我建议阿雷多挖掘一下这个人物,却被她一口拒绝。她说,这个反角的原型是她的亲哥哥?
我从没听说阿雷有个哥哥,而她一早提起她的寡母和孪生妹妹。阿雷冷笑着告诉我,她哥哥是家里的黑羊,从中学时就"轧坏道",从来没有做过一天的诚实工作。先是从父母那里诈了不少钱,直到父母受够了他那一套,连劝带骂怎样交涉都不能使他走上正路,他便彻底在外头自己混,据说也有些不法行为,但阿雷不想知道。他们父亲去世后,他拿了自己那一份遗产,跑到欧洲去"闯荡"要"发了财回来给你们看。"此后他极少消息来,每次来信必然是要钱的借口。他的扯谎本事极高明,而且完全没有羞耻心。他可以面不改色地利用别人,榨干他们最后一滴好意,一转身拿出受害者的姿态,他完全是无辜的清白的,只是命运多舛,总是落难。
阿雷气愤地回忆起压断骆驼背的稻草:我同他一向交好,家里其他人都跟他断绝关系时,只有我还同他通信。他跑路之前来找我,我还从自己的储蓄里"借"给他一笔钱。小时候他被父亲骂,赶出门,大家都受不了他,是我去反复替他求情。他老说我俩最亲,他在需要利用人的时候,嘴可甜着呢,一拿到好处立刻连你姓什么都忘了。当我跟史第芬在伦敦结婚时,我特别想让哥哥出席典礼,邀请了他,给他寄了路费,告诉他一切费用由我承担。他信誓旦旦地保证"我就这么一个妹妹,父亲不在了,怎么也得挂在家里男人的胳膊上走进礼堂吧?"结果呢?Nothing。一个字也没有,让我白等一场,在我一生里最开心的大喜日子浇上一瓢冷水,完全没出现。从此我对他彻底失望,我再也不要见他的面。这人倒也神奇,并没有就此人间蒸发,两年后又出现了,据说在土耳其,还进过监狱,似乎跟使用和贩卖毒品有牵连。给母亲写信诉苦说生意失败了一文不名,又榨去了一笔钱。
我听得眼都直了,简直是教科书里跳出来的活生生的sociopath,阿雷撇撇嘴耸耸肩:"我们家的人这里都有点问题。"她指指头。"全家都吃抗忧郁症的药。"我忍不住笑起来,看来真是命运了:我交朋友不自觉地专挑有忧郁症倾向的性格,简直比DSM-IV还灵。可是啊可是,她绝对是果断外向主动出击的个性,一点也不敏感细腻,从外表看无论如何猜不到她有忧郁症。她说大学毕业后,本来好好的,不幸得了一场大病,住院,很严重,差点死掉。身体恢复后,突然精神就垮了,完全木掉,不能照顾自己,什么也不能干。看了精神科医生,吃了抗忧郁症药,竟然慢慢恢复了正常。不过需要长期地不间断地吃药。她曾经尝试过停药,过了一段好日子后,忧郁症卷土重来。当时她很清醒地意识到自己在急速往下掉,但找不到主治医生,便自己跑到医院要求住院观察,呆了三天稳定了吃上了药才出来。
那时候我还不知道,后来才读到serotonin receptor的研究发现,忧郁症的发病是先天基因缺陷和后天诱发事件叠加的结果,而后天诱发事件除了突然的精神打击(如失业破产,失去家人爱人),也可以是严重的肉体疾病。其实精神上和肉体系膕tress都是生理化学反应,没有本质区别。遇上了先天和后天的双重命运,即使是天生开朗的个性,也会掉进沟里爬不出来。要说运气好,总算生在现代,要是没有SSRI,tricyclics,那几样救命的药,她这个人就废了,我也交不上这么多好朋友。所以精神卫生和对心理疾病的偏见是我的一个痛脚,遇到不明就理的人们对这方面话题的恐惧和回避,尤其是对治疗中的患者进行"思想教育"或者一律划为人格缺陷,或者认为任何精神疾病都是羞耻的,我就肝火噌噌往上冒。
阿雷这个人从外面看,精明能干,八面玲珑,我无论如何想象不到她会有忧郁症。那时候她为了找到派驻中国的职位找了无数关系求了无数人,在外交部错综复杂的官僚迷宫里转了无数圈,走了无数冤枉路。难怪在政府机构呆久了的人,活力和能动性都被磨光光了,让人想想都打寒战。但是经过一年多的折腾和几次失之交臂的机会,她终于找到一个理想职位--在美国驻台湾"办事处"当新闻参赞。其实跟大使馆一样,但是因为没有正式外交关系,只能叫做"办事处"。她兴高采烈地收拾东西打点事宜,政府替她把家搬过太平洋。
"那么,史第芬呢?"我问。
"他跟我一起去。"
"噢,做外交官家属的悠闲生活。"不知为什么,我发现自己话里有一丝讽刺。一定是嫉妒了,我想。
"反正他现在也没工作。在那边正好可以学学中文和自己的祖上传统文化,在同胞里浸染浸染,别跟个纯洋人似的。"我知道他跟阿雷结婚前已经Ph.D.毕业了,是个没用的文科学位,找了一阵子的象牙塔职位,当然无声无息。跟阿雷结婚以后似乎在工作上一直没什么动静--谁知道呢?夫妻之间的事。只要他能让阿雷开心就好了,如果花钱能买到幸福,这钱花得值。阿雷是爱他的,好几次同我说,跟史蒂芬在一起总能学到新奇知识,从品酒到历史,洋洋世界在他口中如此神采飞扬,让她钦慕,眼中的光辉闪闪动人。
临走前,她交给我十瓶红酒,死沉死沉的,说是史蒂芬的珍藏,带不了,请我帮她存放两年。"希望对你不是大麻烦。"她说。"不麻烦不麻烦。"我赶紧答道,不是没有点私心的--有了她的好酒做"人质",至少可以保证她回来时还得联络我有得朋友做。
阿雷在台湾当新闻官的那两年我们只有零星电邮联络。她无意掉落的只言片语让我羡慕死了:华剩顿邮报的驻北京记者向她套人事变动情报啦,CNN人员在新闻发布会前后掏新闻啦,啥啥的,真是威风八面哪。她抱怨上司可恶弄权不干活搞得所有职员都疲于奔命,同时却已经联络上一个纽约的出版代理人愿意代表她兜售她的太监历史小说,她还开始收集资料打算写一本关于茶叶的书。我问:你晚上不睡觉嘛?但她几乎完全没提起史蒂芬。
三年不到她就结束那边的任命回到外交部等候安排下一个工作。我赶紧约了她见面,接交那几瓶酒,同时打算狠狠地叙叙旧。在她的新住所门口重逢,她样子没变化,牵着腊肠狗过来跟我拥抱。我指指狗,"路卡梅还那么贪吃?"她摇摇头,"这是咪咪,路卡梅在台湾去世了。"我停下来看看她--嗯,或许我的第一印象不准,似乎有些地方不同了,她似乎有心事。。。我不知道是什么。但是她没多说,只告诉我在恶老板手下度日如年的痛苦和逃离苦海的解放,外交部人事部门匪夷所思的官僚和无能,她的新小说计划,等等。
沉吟半晌,她忽然冒出一句:"我打算近一两年离开这里,搬到新西兰定居。"我吓一跳。怎么刚回来就要走?
"我对联邦政府工作已经厌恶透了,都是内耗和窝里斗,想干点事的人要么给活活憋死,要么棱角都磨干净。华盛顿满街的都是削尖脑袋往上爬的虫子,斗啊斗。你还记得吗?我一直想领养个孩子,但是现在这个状况,在这地方是不可能的。"
我问:"史蒂芬呢?他若有工作了,你们俩一起养个孩子还是可以负担的吧?"
"史蒂芬正在上网络设计课,一两年可以拿到证书,但就算这样,工资还是不多,加上我做了妈妈就不能没日没夜地工作了。"她摇摇头,"而且我越来越觉得美国的政治和人文环境实在让人厌恶,受不了,我不想让孩子在这样的地方成长。"
我给她打气:"再熬两年布十他们就滚了。。。"
她摇摇头,低斗看看在她脚边钻来钻去的咪咪:"我真厌烦了这种神经紧张的生活节奏和高消费高压力的环境。什么都贵,谁能负担得起本地的房价?我想多花些时间在家照料孩子,如果时间都花在拼命赚钱把孩子扔在daycare,还有什么意义呢?"
我看看堆满杂物的小公寓,想起她跟丈夫合用一辆车而迟迟不买第二两,忽然起了疑心:阿雷现在手头紧?我刚认识她的时候,她已经赶在本地地产疯长之前置了业,出国之前又整修了一通,我一直以为她理财有方,怎么。。。?
"那么史蒂芬愿意跟你去新西兰定居吗?"我问。
"当然,"她说。"去年他在新西兰旅行了四五个月,南北岛都转了一圈,也很愿意到那里定居。"
"四五个月?他一个人?"
"当然,我在台北疯了一样地工作,你简直不能想象在那个恶魔老板手下有多恐怖。他们求我呆满三年再走,但我可受不了了。你想为什么他们缺人?没人愿意到驻台办公室去以为这家伙早已臭名。。。"
在这样的环境里工作,难道不正是她最需要精神支持和生活协助的时候?我心里涌起对史蒂芬的不满和不屑。可这还不是最糟的。
阿雷说:"我仔细打算过了,我可以打打半工,在家替人写稿什么的,一边照顾孩子,史蒂芬可以工作养活我们。新西兰生活水平只有这里的一半不到,加上我卖掉房产的盈利,应该是没问题的。等孩子大一点,我准备去学针灸。"
"这下子史蒂芬可得挑起养家重担了。"我尽量用不太讽刺的口气说。虽然我跟他没有谋过几次面,却似乎对这种人的性格颇熟悉。希望是我猜错了。"你过去好象说过史蒂芬不想要孩子的,他被你说服了?"那还是我刚认识她的时候,孩子一直是她替自己描绘的未来图画中重要的一笔,但史蒂芬一开始就相当抵触。不用解释我也猜得到他抵触的是照顾孩子的麻烦和对他的舒服日子的影响。
"他答应了。"阿雷说,但口气并不开心。"但是他坚持不要领养亚裔孩子。"说到这里,大概看到我脸色变了,她赶紧解释道:"史蒂芬最想要自己的亲生骨血,说他觉得很难跟领养的孩子发生感情。但是我说我都过四十了,生不出来,要生也风险太大,他只好妥协。但是他很。。。在这方面他是很种族歧视的,他只愿意领养非亚裔的孩子,最好是金发碧眼的白孩子,哪怕是黑人孩子也可以考虑但绝对不要中国人。"她扭过头,或许知道我在拼命压住涌到嘴边的骂人话。
脏话终于没说出口,我尽量策略地说:"记得我们刚认识的时候你说打算到中国领养个女婴的。"
"是,而且我在台湾把一切都安排好了,我认识一个社工,打通了关系,她可以帮我简化程序,只需要正常的一半费用和时间就能领到个女孩。但是史蒂芬有很强的种族歧视观,他一直跟父母关系很不好,在马来西亚长大和英国求学的经历给他很深的自我否定的倾向,他觉得身为华裔/亚洲人很羞耻。他一直包袱很重。"
你在替他找借口。我想但是没说出口。还用我说吗?她比谁都清楚。"在美国领养孩子可麻烦多了,也贵多了,那么多白人夫妇都领不到白人小孩。"我指出实际困难。
"可不是,我叫史蒂芬自己上网去查价钱和等候时间。他才知道领养个美国白孩子有多昂贵。钱也不是树上长出来的。"
"而且东欧国家都关门不做领养生意了,找个白孩子现在可难着哪。"我松了松口气,让热辣新鲜的讽刺哗哗流出来。
我对此次谈话耿耿于怀,开始对阿雷产生了不满。回想起来,当初我们的友谊其实有很大一部分是建立在一个共同点上:我们都是别扭的半个中国人,没有跟他人相似的国家/文化的立足点(national identity),我俩在某个前不着村后不挨店儿的中间地带晃荡。现在,她对史蒂芬的种族歧视态度的纵容背叛了她自己最根本的人生立场之一。我最讨厌两种人:种族歧视/优化论者和极端宗教狂热分子--这两种人其实是一种,都极度拔高自己的优越感,喜欢把跟自己不同的别人踩在脚下。之后的几个月里,阿雷邀请我到她家里坐坐,我都找借口推掉了,一方面是不愿跟史蒂芬碰上怕自己不小心说出什么难听话来,一方面,必须承认,阿雷在我心里的地位大大降低了。
就在这当下,阿雷的母亲从德州搬过来,她身体不好,脑子也钝了,需要住到有专业人士照顾的老人公寓里。她找来找去,送进的公寓竟然就在我住所的街对面。她每周去看望母亲,于是我们又一起吃了两三次饭,我避着不问领养和史蒂芬的事,光讨论她的新小说--她开始写太监故事的后传,只不过这次女主角移居上海,打入高级妓女的后院探听文化奇谭。我笑道你这可别给中国读者看见,怎么全是糟粕啊?她说就是糟粕才好玩嘛,多神奇啊,我说她是现代高罗佩。新小说的题目叫上海之花,我几乎跳起来,问她是不是看过了侯孝贤的电影海上花,她茫然地看着我--难道世纪初的上海故事除了妓女还是妓女?
今年冬天冷得特别晚,却一下子就冻死人。在第一场雪来之前,阿雷邀请我参加她在去台湾之前就参加了的写作会,几个业余写手互相交流互相鼓励的非正式聚会。她问我可不可以开车接她去聚会,我说好。在车里,她说:"麻烦你了,史蒂芬拿车去用了。"
我应了一声噢。
"我们分居了。他现在借住在朋友家。"
我尽量眼望着路,十分缓慢地无声地长吁一口气。
还好阿雷不是那种观察别人细致入微的人,她并未觉察我的反应,也并未吃惊于我的不吃惊。
"你还打算去新西兰吗?"我问。
她点点头。"他始终不肯承诺。"
"承诺什么?"
"让我相信有了孩子以后,我们能信任他,依靠他的扶持。"
这我早知道了。毫无疑问她也早知道了。但是这么干脆地挥刀斩断一团乱麻的人,我还没遇到过。我记起她曾经多么迫切地想结婚,那些征婚广告们。。。
"过去我不想告诉你,"我犹豫一下,"史蒂芬的种族歧视,当你告诉我时,让我心里很不爽。但是现在我可以告诉你了。"
"嘿,我们还没正式离哪。"
我扭头看她一眼,阿雷并没有真生气的意思。"那么等你们复合了再跟我断交好了。"我开玩笑道。
她耸耸肩:"我可不能让小孩子有史蒂芬这样的爸爸,他不会爱她照顾她的(除非是金发碧眼绝顶聪明会自己换尿布自己吃饭娱乐自己并体贴老爸的秀兰邓波儿型号的机器娃娃,我心里说),到头来我还得保护这她不受到爸爸的精神遗弃和伤害,我还得同时照顾他们俩,我吃饱了撑的?"
"你行啊,我还真没见过你这么头脑清醒的。"我说,"如果每次我听到一个糊涂女自我虐待的新闻,天上就掉个钢镚儿,我早发财了。他也不能老指望你包下他的一切啊。"
"这几年所有的开销都是我出,那也算了,我又不小气,婚姻不就是夫妻俩互相扶持互相照顾吗?可是他什么也拿不出来,我躺在地板上被偏头痛折磨得半死,他老兄眼也不眨地跨过我身体,把音乐开得震天响娱乐他自己去了。"
我忽然想起另一个朋友曾跟我抱怨过类似的事:她不舒服,在厕所了吐了半天,躺在地上喘气,她老公自己在卧室里躺着一句问候也没有。他们后来也离了。
"还没长大呢。"我说。"可你没时间等他长大。"
她沉默了很久。我有点担心便扭头看了看她的脸:不不,她没在哭泣。但离婚--或者分居--是伤筋动骨的大事。史蒂芬搬走后这段日子不太好过吧?"你在吃药吗?"
"我一直在吃--哪儿敢停啊,上次停了以后没多久就差点进医院。但是回来以后还没找到个固定的精神科医生,过去看的那个现在没有空档接收新病人,我得找。"她说。她早提过在台湾找不到象样的精神科医生,这两年也不知道她是怎么挣扎过来的。
我想了想,字斟句着地说:"中国人的习俗是劝合不劝分,一般情况下如果我心里支持离婚嘴上会不好意思说。但是吧,这次我得说,你跟史蒂芬分开,我都松口气。--当然,我怎么看你不必上心,反正我总是支持你的。"说到这里,我忽然后悔了前两个月打算疏远阿雷的想法,原来归根结底是我自己不能接受和尊重别人的人生选择,在友谊上附加条件。"只要你把自己放在第一位,首先照顾好自己的需要,就好了。"我笑了一声,"不过我才不怕你听信了我的劝告呢,你从来都是想干啥就干啥自个儿拿主意的。"
她也微笑了。
我继续说:"我不会跟你说,别担心你会找到一个更好的人生伴侣,或者一切都会好起来,幸福光明在前面这类我自己也未必相信的P话。不过跟你说实话,我的确认为你会没事的--虽然现在难过点。"
虽然她未必需要,但我坚信好朋友的义务就是进诤言说心里话不打马虎眼。
"你会没事的。"我说。